在新闻行业发生巨大变革的当下，一些资深媒体人从媒体单位转型成为大学教师。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职业经历帮助年轻的新闻学子在未来的新闻道路上走得更远，另一方面也用自己的职业经历帮助年轻的新闻学子在新闻道路上走得更远。和其他年轻的新闻学子一样，我每天都面临着一个自我反省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学新闻学？

这次，我们尝试和其中一位进行对话，听听他对于自己媒体生涯的看法，从这个人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记者职业的光辉，以及它带给他心灵的滋养。

徐凯

从事媒体20年、担任大学教授8年之后，许凯为学生们回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人生选择。

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人魔之间》，报道了一位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丑闻。这篇作品在全国引起轰动，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人称赞，有人不称赞，有人认为是抹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于是，有人把《人魔之间》引起争议的文章结集成书，成为大家讨论的内部参考资料。

1980年的一个早晨，读初中一年级的许凯在父母的书房里看到了这本白色封面的文集。他至今还记得那些文字带给他的“颠覆”和“震撼”，虽然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没想到一篇文章能引起如此尖锐的争议，引发社会如此巨大的思潮。他注意到《人魔之间》的作者是一位“人民日报”记者。从那一刻起，当记者的梦想种子就种在了他的心里。

这个梦想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认真的，这一点从许凯就读的江苏省盐城中学的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出。

一份是1984年他上高一时的学校作文比赛获奖名单，他的作文题目是《新拥抱主义》。

许凯作品《新拿来主义》获校作文大赛一等奖

一张是1985年高二时他手绘的报纸，上面的文字、图案都是他一字不漏地画上去的，还模仿正规报纸的样子，给自己起了笔名。“因为看到官报上都有‘主编’的字样，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孔康’，因为我哥叫许康，我叫许凯。那时候我梦想着当一名记者，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许凯高二时的手绘报纸

高三那年，许凯收到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录取推荐信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录取推荐信。但由于这两所学校当时没有新闻专业，他放弃了两个机会。高考是先填报名表再参加考试，大家都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盲目填报名表的。许凯填报名表的时候，三所一流院校他都填了新闻专业。俗话说“心想事成，事竟成”。1986年，也就是许凯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南京大学经教育部批准恢复招收新闻专业本科生，许凯考入南京大学，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是南京大学第一批新闻专业学生。

进入大学不久，许凯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新闻实践。“只读了一个学期就想去实习。”于是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许凯回到家乡盐城，联系了当地报社《新闻学刊》，到盐阜大众日报实习。凭着介绍信，他先后到盐武无线电厂、盐城棉纺厂、江淮发电厂等盐城当时最活跃的一些国营企业采访、写报道。他尽可能多地实习，利用一切机会体验记者这个职业，逐渐向自己成为一名记者的目标靠近。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刚刚兴起，电视台的吸引力丝毫不逊于如今的新媒体。大学三年级时，许凯被分配到当时最抢手的江苏电视台经济组实习，这是一个传媒单位。“每天早上，我们报道的单位都会开车来接我们，帮我们拿设备，我们只需要在新闻现场架设设备拍几个镜头，再把新闻稿上的文字翻译成英文，简单剪辑后，一则电视新闻就可以播出了。”其余时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我们每天跟随省市领导在南京的高档酒店招待外商。我跟随实习老师出去采访，偶尔还能收到报道单位的“辛苦费”。

“这样的工作好吗？当然好；你愿意到这样的公司工作吗？当然愿意；但跟我在盐阜大众报实习时在车间采访工人时热情洋溢、发自内心的感受相比，我感觉很失望，感觉这跟我想象中的记者工作完全不一样。”

于是，在“大实习”（即半年实习期）期间，许凯主动申请转报实习，但因为当时《日报》的实习机会已满，他被安排到一份周报——《南京日报周末报》。因为是周报，一周只出一期，记者自己写稿、发稿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文章都是委托，实习生几乎没有采访机会。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听读者热线、打开读者来信、端茶送水……但实习工作他没有机会采访、写稿，更别说发表，这让他很焦虑。终于，在实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主编给了他一条新闻线索：南京市狮子岗殡仪馆有一位年轻的女化妆师，名叫蒋莲华，她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奖，但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位记者对此进行报道。许凯仿佛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当天就借了小编的自行车，去了狮子岗殡仪馆。

此后的两个星期，许凯每天都在殡仪馆里，和殡葬工人混在一起。别人化妆、准备死者遗体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递给他们钳子、棉花、石膏、油彩。他们白天一起干活，下班后一起去殡葬工人家里采访。“我的采访都是用傻逼的方式做的，我叫它包围式、沉浸式采访。为了报道江连华，我不仅要采访她，还要采访她的同事、领导、丈夫、家人、邻居，以及她服务的人，要让她的形象生动、立体、丰富，她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后来，他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道。这份报道被报社送去参加全国报道大赛盐城江淮动力招聘，获得了大奖。这让他很幸运，毕业时被南京周末报留用，做着自己最想做的新闻工作。

许凯毕业证

“当时大家都很想从事新闻工作，虽然当时我班上很多同学因为一些现实因素没能进入新闻行业，但经过三五年，他们辞去了各种好工作，经过一年的试用期，许凯拿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从初中立志，到拿到介绍信，再到后来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这么多年到处采访，终于成为一名正牌记者。那一刻，我觉得，我想做的一切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

许凯形容自己加入报社后“精力充沛”。 “我很少回宿舍，每天都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因为那时没有手机，没有长途电话，唯一的长途电话就是办公室里的读者热线。我就睡在旁边的沙发上。读者打电话来报道什么事，我都是第一个接电话的人。我还可以随时随地用这个电话采访外面的知情人、征稿。我很开心。”

看到许凯太过劳累，同事趁他出差时，用几个铁皮文件柜在他办公室一角做了个围栏，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华东地区正处于一片恐慌之中，洪水肆虐。我刚从苏州阊门灾区采访回到办公室，还背着相机，裤子和鞋子都还湿着。我精疲力竭地进来，看到办公室里他们给我搭的小窝，心里很感动。”

工作四年来，许凯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为了报道华东地区洪灾，他扛起摄影包，踩着塞满死老鼠的齐腰深的泥浆，跋涉在满是粪便和粪便的污水中；为了采访三峡工程启动时争论激烈的几位专家，他整天跑遍武汉三镇，一滴水也没喝；为了赶到兰考《焦裕禄》首映的新闻现场，他背着好几公斤的采访设备和行李盐城江淮动力招聘，站在挤满农民工、连厕所都被人占满的绿皮火车上；从南京到河南兰考，不吃不喝站了七个小时……他觉得很辛苦，但他很享受，因为这些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专业技能和意志品质，也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阅历。

许凯在南京日报工作四年，共发表了25万字的报道，在业界已小有名气，有的报道得过奖，有的作品被南京大学新闻系的老师贴在办公室走廊里，作为礼物送给学生。在学弟学妹的激励下，他似乎走上了追寻新闻理想的道路。然而，谁也没想到，他竟然成为第一位从南京日报辞职的大学生。

1993年，许凯撰写了《大邱庄杀人案中的禹作敏》，报道了时任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党委书记、乡镇企业改革先锋禹作敏暴力抗法、滥杀无辜的暴行。这篇报道引起轰动，被全国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报道也创下了《周末新闻》自1982年创刊以来发行量最高的纪录。

但该报因报道话题敏感而遭批评，许凯由第一版专题记者调任体育版编辑，这一调整让许凯对自己的职业理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经过一年痛苦的思考，他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震惊的决定——辞职。他愿意用如此果断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热爱的行业的失望。1995年，25岁的他开始经历人生中第一个低谷，自从决定成为一名记者以来，他的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1994年，许凯辞去南京周末报社工作之前

在办公室座位上拍照

从报社辞职后，许凯投身广告业，因为那时的他认为广告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媒体的“近亲”。此后三年，“和广告商、公司打交道”，但无论是拿下更大的客户订单，还是公司的广告创意在全国大赛上获奖，他所获得的成就感，都远不及作为一名记者为杂志社写报道时的成就感。许凯每次和客户或者员工谈完广告业务，都会忍不住谈起新闻报道。“我自己没意识到，但别人告诉我，吃饭聊天的时候，在谈论哪篇报道写得不好、哪份报纸标题不好、哪篇采访不好等等时，总是在谈新闻。”所以，许凯虽然是做广告的，但他心里只有的那份牵挂和情结，还在新闻事业和做记者的岗位上。俗话说，旁观者清，看得更清楚。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重回新闻行业。”许凯如遭雷击，这句话让我幡然醒悟。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那个年代，辞去报社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正式的体制，再想回到体制内很难，最后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走了一条“迂回”的路，回归新闻界。

工作七年后开始研究生学习的许凯，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时，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哲学硕士是由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德（Wilbur Schrader）创办的，而亚洲第一个传播学哲学硕士课程是由香港大学于1977年设立的，以学术要求高而闻名。其次，这里的课程全用英语授课，阅读材料和作业也都是英文的。从未接触过英语的许凯，一开始听不懂讲座，也听不懂阅读材料。另外，所有作业都只能在电脑上打印，而作为80年代上大学的文科生，许凯没有任何英语经验，没用过电脑，更没学过打字，只能从头学起。

“到港后的第一个学期，是我人生的第二个低谷。学业上的困境让我怀疑读硕士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有一次，我“正在考试，别人都交卷了，我却只考了一半，这是我经历过最沮丧的一件事。”许凯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不能按时毕业，于是不顾大家的反对，主动换了导师，要求师从学校里要求最严格的导师、著名中国传播学者潘忠党教授。幸运的是，他的申请被录取了。在潘忠党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克服了各种困难，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学业要求，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学位。

许凯（后排右三）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研究生同学合影。后排站立者：李立峰（左一，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勇（左五，现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邱林川（右二，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彦宏（右一，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此时，许凯大学毕业后，已经从事报业四年、广告三年，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两年传播学。重回新闻事业的起点，许凯已经30岁了。许凯说：“别人都觉得我一帆风顺，其实我经历了很多波折，走了很长的弯路，才回到正轨。”

许凯用“巧合”两个字形容自己的新闻生涯，第一个“巧合”是赶上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次招生，第二个“巧合”是遇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许凯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那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向全社会招聘。

当年许凯去采访《新闻调查》专栏的时候，当时的导演、后来担任《新闻调查》制片人的张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来《新闻调查》？”

许凯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我希望能够成为推动这个国家走向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守法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

虽然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但答案却仿佛已经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很多年了，为此，许凯还专门写了一篇《30岁男人的30秒沉默》来阐述他的心路历程的故事，并刊登在当时的《新闻调查》内部刊物上。

许凯被分配的第一个岗位是协调人，主要负责接听观众热线、收集报道线索、帮助编辑导演联系采访对象等。虽然是“协调人”，但许凯从不认为自己是“局外人”，他会参加策划会议，和制片人汇报选题，虽然这不是他的工作，但他也会和策划同事们一起开会、讨论、汇报选题。渐渐地，制片人发现许凯报道的新闻选题质量不佳，策划方案不够完善，于是将他从协调岗位调到策划岗位。

别人做策划，投了选题，写好策划方案，得到领导的批准后，就不会再问了，由导演自己选择批准的选题。许凯就不一样了，他的策划方案通过后，就到处找编辑、导播，跟他们说“我的选题这么好，这么重要，我的方案里已经包括了采访谁、问什么问题、记者的采访思路、选题的方向”，然后就推荐给导演，希望你投的这个选题能被导演选中，拍成节目。

2000年，许凯刚加入《新闻调查》，报道一个关于“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专题。资深总编辑陈新红听了他的提议后，很喜欢这个专题，说：“我相信没有其他专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专题任何一个记者都跟你一样熟悉，这样吧，你当我的随播记者。”许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从未从事电视工作到开始从事电视工作，从从未上过镜头到站在镜头前，许凯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在一次拍摄现场环境的动态场景时，他甚至无法完整流畅地完成一个场景的长镜头，挣扎了一两个小时都没能成功。陈信宏说：“不要有压力，XX（知名记者）第一次上镜头的时候还没有你好，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失败、总结、进步。在经验丰富的导演和拍摄团队的支持下，许凯作为一名从未从事过电视节目的策划，完成了《新闻调查》的首次上镜采访。

在回顾这期节目时，制片人赛纳对许凯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己报道自己的选题，做自己的剪辑导演，做自己的上镜记者。”这给了许凯很大的鼓励，也给了他更多的发展空间。

于是许凯天天呆在办公室，白天做策划，晚上在机房看导演剪辑视频。他主动给导演找带子，帮导演干活，导演忙的时候，就会交给他一些简单的任务。一边看、一边问、一边学，许凯从对当导演、用剪辑机剪辑影片一无所知，到能自己当导演，最后成为了制片人所说的“自编自导、自己当记者”的电视导演。

与《新闻调查》同事合影：从左至右，王志、李宏伟、王忠信、许凯、陈强

“不要给自己设限”是许凯的人生格言。他认为，有时候看似环境限制了一个人的发展，但其实很多人给自己设了界限。许凯说：“大家总说这个我做不到，那个我做不到，我觉得关键是你想不想做、愿不愿意做。作为一个媒体人，为什么要用岗位来限制自己？从统筹到策划再到上镜记者、导演，我觉得对于一个电视人来说，这些工作没有界限。在不同的岗位上，你可以学到不同的技能，而这些正是优秀电视人应该具备的。你会像一块大海绵，不断学习吸收，抓住每一个机会，没有界限。你只会恨自己学的不够多，学的不够多。”

2003年，中央电视台全天直播新闻频道正式开播，我国第一个半小时新闻评论节目《央视论坛》即将由录播改为直播。许开英受时任评论部主任梁建曾之邀，到央视论坛担任评论员，后又担任《360度》专栏主编。2009年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专职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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