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汶川江畔、东台山畔，音乐与青春仍在继续，在母校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东台山上忆青春》栏目面向全体师生校友，推出建校110周年“回忆”征文活动。诚邀海内外校友分享、讲述母校连城一中的故事，欢迎校友投稿！投稿邮箱：lcyz2024xq@163.com。

我是直溪村人，在连城市一中读了六年书，但我和连城市一中的其他同学不一样，连城市一中对我来说，不仅是母校，更是家。我在明池中学和县中生活过，考上大学后，寒暑假我回家，就回这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连城市一中。我是伴随着一中的发展而成长的，对一中有着很深的理解。我对一中的感情，说不清是对家乡的眷恋，还是对母校的感恩。在一中即将迎来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会重温在这里生活、学习的25、26年的点滴。 我生命的声音如同滚滚的海浪，让我心潮翻腾，彻夜难眠，却又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如果真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我的人生路，如果没有连城市一中，如果没有老师们的关爱，我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

耻辱的校门

我的母亲李翠玉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在明池中学工作，后来也在县中学工作，人称翠玉姐，如果要叫亲戚的话，她是明池中学的创办人周养云先生的嫂子，但是他们从来没见过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通过同乡的老师介绍来到学校工作的。即便是我姑姑，我们也只去过她周武的家一次。二十年来，我在连城市一中的身份一直在变，时间段不同：1941年至1954年上半年，我以学校工人之女的身份住校；1954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我是一中比较活跃的学生。 有时候我分不清一中是自己的家还是母校，自己是学校职工的子女还是学生的子女。如今在厦门，我时常碰到连城人，但几乎没人认得我。但只要我说“我是崔玉的女儿”，任何一个文革前的中学生都会立刻反应过来：“啊，你就是那个女孩！”

解放前，母亲似乎是这两所中学唯一的工人，听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斤大米，战争时期，连大米都拿不到，生活艰苦自不必说。小时候，衣服脏了也没衣服换，只能躲在房间里等衣服洗干净晾干了再走。母亲对我的教导，主要就一句话：“别胡闹，不然送你回直西去。”这句话确实管用，不但让我小时候因为害怕离开母亲而努力做个好孩子，而且，虽然后来我成了一中的好学生，但还是习惯性地乖巧、努力。虽然那时我们年幼无知，难免会给老师添麻烦，但学校的师生们对我们总是很和蔼的。 母亲在这里工作，没有寒暑假，一直到1966年退休，1963年，她还被评为工会积极分子，到省城参加表彰大会。

明池学校宿舍

连城解放前，我是校工家属，也是义务帮工。那时，不管是明池中学还是县里的中学，老师和学生都要到里里外外的河里挑饮用水，这足以让我母亲疲惫不堪。当我刚长过水桶一点点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学挑水。我开始挑四分之一桶水，还走不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挑的水量随着水桶的增多而逐渐增加，直到能挑满满两桶水。母亲心疼我，看到有学生浪费水，她就会生气，甚至会训斥他们。学生们有些怕她，但从不顶嘴。 为了填饱肚子，我小时候干过很多事情，比如给一些学生洗衣服，在农田里摘猪草卖给养猪户，在烟厂里切纸烟等等。连城解放那天，枪声很大，我在距离县政府一百米左右的一家烟厂（其实是店铺的后半部分）里切纸烟。

解放前，好像住在学校宿舍的同学全是男生，有的男生会因为我瘦小而欺负我。县中学厨房灶前一尺左右的地方有个污水池，有一次，一个调皮的男生把屁股伸进我的污水池里，把我挤到水沟里，弄得我浑身湿漉漉的，臭烘烘的。我气得哭了，他们却笑了。我拿他们没办法，但我机智敏捷，跑去找那天值班的运动员。钱老师向我告状。钱老师听了我的叙述后，立即把同学们叫来批评，甚至用尺子打了那个调皮的男生的手掌——这是当时老师教育学生的正常方式，没有家长会告状。我为自己报了仇而感到十分自豪。 尽管他在我丈夫背后瞪着我，用下楠方言骂我“死女人”，我还是懒得理他。

回想起在明池、县中生活的那段日子，我很感谢学校里的老师对我那么好，这不完全是因为县中钱老师帮我教训了那个欺负我的顽皮男孩，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我心里种下了想要读书的种子。原本，我对“读书”是没有概念的，到了上学的年龄，老师们似乎比妈妈更关心我的学业，他们常常对妈妈说：“该让孩子上学了。”妈妈回答说：“我也没办法！”后来，有的老师给我妈妈出主意：“要不趁她有空的时候，让她去一年级上课？等到你能听懂、能记住、能考试合格，再直接报名插班……”妈妈无语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想都不敢想。

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生活着，直到连城解放。1951年春，明池中学和县立中学合并，成立连城市第一中学，校址设在原明池中学。不久，正处于大变革中的县政府还不忘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扫盲运动。一中还在东台山脚下的谢家祠堂里设立了扫盲班，老师当然都是学校里的老师。扫盲班很快就要开课了。老师们赶紧告诉我妈，我忘了说：“读私塾，不会影响她帮你。”再加上我坚定地答应了，我会“好好学习”，我妈就答应让我报名了。

可惜，这门课只开了很短的时间，能否持续半个月还很难说。不过，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学会了简单的加减法，背了乘法表。更重要的是，这次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仿佛为我封闭的生活空间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感到学习是有趣的，并不难。我很想继续读书。还记得私塾的课本上有一篇课文，题目是《向榜样杨宝林学习》，我听后很感动，很努力地学习。大概是因为我背得流利，老师很高兴地表扬了我。我被一位老师表扬了，说我像杨宝林，是我人生的榜样。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老师表扬。这种表扬的效果，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表面上，我高兴东台，激动，还有点自豪；其实，自豪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我想读书的欲望。

因为这次“教育”，1952年春夏之交，小学生源不足，我成了水南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而这个年纪，大多数人都该是小学毕业了。复习了一周的课，期中考试就来了。而且，两校合并后的第一中学学生和工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帮工不用我了，但家务活还是要干的。1953年8月，我小学学业结束，要转入联峰小学读五年级。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沈先生主动找我谈话，建议我参加联峰小学的跳级考试，牺牲整个暑假，时间让我补上五年级的算术课，这样高中就只要读一年了。 1954年，我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入连城市一中，学校按考试名次分设C、D四个班，我被分在D班，光荣地担任学习委员，成为寄宿生，但仍与母亲一起生活。

可以说，我在小学的两年多时间里，都是在打工、补文化课中度过的，心思只有学习和打工，很愚笨，一点觉悟都没有，犹豫着要不要加入他们的组织，觉得自己都大人了，就说“那是小孩子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加入呢？”到了中学，虽然我没有像学长那样有机会参加土改等政治运动，但学校秉承着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安排的学习内容很丰富，我自觉不自觉地积极参加学校安排的各项学习活动。

学校并不是天天讲道德，而是把教育融入到对学生的关爱和各项活动中，团组织成了学校教育学生的好助手。我刚上完一个学期，高中部的学长沈荣秀就来找我谈话，给我介绍了共青团，问我愿不愿意去上团课。我忘记了谈话的具体内容，只听她说：“共青团是党的得力助手。”至于共产党的好，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中学生出身，对它只有肤浅的了解，但感激之情却是真挚而强烈的，于是高兴地说：“如果能让我参加学习就太好了，我怎么会不愿意呢！”就这样，我很快就成了共青团的一员。

加入团委后，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时甚至有些鲁莽。初二的一天，半夜里我听到学校大喇叭通知住校的高中生集合前往火灾现场。我想，团员入团是对的，于是想也没想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悄悄地跟在高中生的身后。走路对我来说没问题，用大树枝去山上灭火也没问题。这不是问题，我懂得避险。问题是火被扑灭后，整座山一片漆黑，我四处张望，不见一个人影，高中同学不知去向。我顿时心惊胆寒，担心找不到他们。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灭火太累，浑身大汗淋漓，凉风一吹，我冷得直发抖。 我一直震惊到天亮，才看到有人从山上走下来。我赶紧悄悄地跟着人群回到了学校。我后悔自己的鲁莽，再也不敢跟任何人谈论我的“勇敢”行为。

学校从来不整天讲劳动的重要性，但是学校一直有一块农田，忘了是不是叫农场了，反正从初中到高中都要经常去田里干活，这就导致了高考之后，虽然已经领了工资，但是被太阳暴晒了一周，皮肤就开始起水泡，上了大学快一个月的时候，干涸的水泡开始脱落，室友们还以为我腿上得了皮肤病。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概是学校潜移默化的教育，我也没在意能不能考上大学，而是做好了拉人组山耕队的心理准备，完全没有后来千军万马的思想，也没有高考的恐惧。考上大学之后，我也表现得劳动能力挺强的，不过那是后话了。

五十年代的学校大门

1957年，我被保送进高中读书。当时，一中老校区东侧的泥墙被拆除，在原本是一片墓地的东台山上，理科楼和崭新的教室拔地而起。宽敞的操场，远远望去就是冠豸山，整个校园看上去充满了生机。一中名师众多，随着学校的发展，又来了许多朝气蓬勃的新老师，使学校更加热闹，名气更大了。我欣喜地发现，一中的活动天地大大扩展了，总觉得自己有无穷无尽的活力。体育赛事上、文艺演出的舞台上、演讲比赛中都能见到我的身影，还常常得第一名。暑假的时候，我小有名气，更有甚者，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我忘了是同学推选出来的，还是学校指派的。 事后，我记不清自己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怎么“领导”学校学生会的工作，甚至记不清手下有哪些成员。结果，进入厦门大学后的新生入学周，我就被任命为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后来，我又当上了系主席、校学生会副主席、秘书长。其实，初中学生会的所有重大活动，都是团委书记张祥南主导的，老师一步步教我们，甚至亲自上阵，我只是在一旁当“徒弟”。

1958年，我读高二的时候，大炼钢运动开展了，学校把我们班分成几个组，有的去钢厂，有的去地质队，我和陈子文被分配到龙岩地质队竹地组，组长是原一中高三的林星河，队里只有一个男生小郭，比我还小，还有好几个本地的工人，我每天跟着工人们上山挖沟找矿物，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些像矿物的石头，他们就把这些石头捡起来，送到寺庙去检查。一个月后，我们这些学生就被通知回学校补课，后来听说真的发现了大量锰矿，寺庙于是在前镇建起了锰矿，后来又扩建成了工业园区。我很庆幸，终于为家乡尽了一份力。

那段时间，县里​​给我们每人发八元生活补助，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巨款。我们都在公社食堂吃饭，每个月只需上交粮票和四元伙食费。剩下的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花。我趁着给寺庙送矿石的机会，逛了一家书店。我看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的巴金全集，就花三元一块钱买了下来。我兴奋不已，在回竹堤的路上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看。看着看着，发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大群猴子在不远处，叽叽喳喳地叫着，围成一圈，我怕它们冲过来围着我，吓得我想起村民教我的方法，就捡了些干草，点燃了随身的火柴……猴子们怕火，四处逃窜。 我也趁机赶紧灭火跑掉了这本《巴金文集》不仅是我一生中买的第一本书，更是我生命中一段有趣时期的载体，我至今还保留着它。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的黑发已白，我已是八十五岁的耄耋老人。虽然我的记忆力已急剧衰退，但我依然记得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学时代的老师们，无论是少有笑容的董秉建书记，还是温文儒雅、一丝不苟的林希琪老师，还是像在厨房里拉风箱一样开开心心教化学的张瑞云老师，还是声音温柔地教中国历史的罗美焕老师，还是总是给学生带来快乐的谢耀荪老师，还是和学生亲如兄弟的王老师。还有教我很多东西的林启英老师、李新昌老师，还有被学生取了外号的沈明桐老师，这些都刻在我的心里，让我无法忘记。我离开了，但他们对学生那深沉的母爱，却成了我以后当老师的警示，让我不敢懈怠。 “终身师父”，这话千真万确。

我记忆中的老师不知怎的自然形成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几乎全部由高中老师组成，有林西琪、张瑞云、张明金、林兆荣、李八才、罗美焕等，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学校的老师威望极高，学生很敬佩他们，路上遇见他们，都会赶紧右行礼，恭敬地鞠躬行礼，从不敢无故打扰。我认识他是在县中学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到一中的时候，他家就住在学校南门外水塘边的一栋临街平房里。他妻子是广东汕头人，留学生，当时年纪太小，不敢一个人睡觉，每每出去开会、办事，都会叫我陪着。 在我上中学之前，我不叫她“师妻”，而是“师妈”。他们从不抱怨我是工人的孩子，也不怪我睡姿不好，我一翻身，差点把她踢下床，脚一重重地踩在她的胸口上。上语文课，同学们个个欣喜若狂，因为他不仅是学校里最优雅、最文雅、普通话最好的老师，而且说话总是温柔细腻，分析得深入细致，生动细致，听他讲课其实是一种艺术享受。

林昭荣老师和林希琪老师的风格截然不同，他是林芳人，长得帅气，虽然衣着不讲究，但说话风趣幽默，嗓音洪亮，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讲化学反应时，偶尔会故意插入一些连城方言，让你觉得生动贴切，却不知道如何翻译成普通话。上课连笔记都记不住，却还能笑着上课，获得不用复习就能学习的奇效。私下里，人们戏称他的教学法为“快乐教学法”，并称北师大没能请到他是一大损失。

那时的学生很淳朴，他们很敬佩这些老师，但又觉得他们的教学任务太重，从来不敢无故打扰他们。这本是好事，但也让我失去了很多了解老师内心世界的机会，更不能理解老师的内心世界。我真是一个没用的学生，后悔都来不及！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老师，却因为林希琪老师家里的简朴而难过许久。许久，他和定居厦门的罗涛老师谈起了感情。罗老师是明池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在广西任教23年，才回到家乡，是中学里有名的作家。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林老师的事情，我终于对这位我崇拜了几十年的老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文革前，他已是县里级别最高的中学教师，但我敬佩孔子“叙述而不创作”的原则，他不喜欢写什么“杰作”，而是在课堂上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让学生永远记住，难怪他的讲座如此受欢迎。在连城县，直到文革前，大多数房屋都没有室内“卫生间”，但卧室里都放着尿桶。尿桶里传出的小便声被监视人员怀疑是间谍向海外发送信息，让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查到。这件事在连城文革期间成了一个大笑话，但林老师并不在意，继续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退休后，即使妻子先他而去，他依然乐观地生活，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转悠，还经常去儿子的印刷厂帮他审阅、修改稿件。 我说：“一中的本地老师都是勤劳寂寞的。”我一开始很震惊，觉得这句话很准确。但转念一想，觉得这只是一句谦虚的话。我也是一中的老师，不想自我吹捧。其实我应该说“一中的老师们真是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努力工作、致力于帮助学生成才的好老师！”

我记忆中的二线老师，当时并不算名师，或因工作性质，或因年纪尚小，但与学生接触较多，他们的帮助让我们受益终生，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五十年代初，学生的素质不像现在这么统一。我刚上小学时，班里有个已婚的中年妇女，两个月后就不见了。还有个女同学，丈夫把她锁在家里，不让她学习，还把课本撕了。幸好她有个倔强的老师，叫沈明同。沈老师个子矮小瘦弱，皮肤黝黑，上课时总是心情不好，是个顽皮的孩子，总是往右前方走来走去。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邵”。其实他是个倔强的人，对人对事都很认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为了不让这个女同学掉队，他带着我这个学习委员去她家探望了好几次。我看到她丈夫对老师很冷淡，态度也不好，心里很生气。沈老师也不在意，一直找他谈话，终于让他同意让我同学读完初中。我同学毕业后在邮电局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还在享受幸福的晚年。她常说：“没有沈老师，她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董秉建老师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他总是严肃认真，很少有学生敢跟他开玩笑。他从不教训我，但总是关心我。我上初二的时候，妈妈看到很多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结婚了，就频繁地约我去相亲，这让我很烦恼，因为我本来就很想读书。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学助教，我很想摆脱干扰，而且他文笔很好，还表示支持我继续读书，于是就开始和他通信。当他跟我讲起他的历史问题时，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些“历史问题”的严重性，很天真，以为坦白了就万事大吉了，还去见了她妈妈。董书记不知怎么知道的，跟我严肃地谈了一次，劝我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虽然我至今还不明白他这句话的分量，但那种如虎添翼的感觉折磨着我。我不知道董书记有没有来看过这位助教，只知道他没多久就突然回国了，毫无热情地约我去看午间电影，看完电影还约我“散步”，就是为了对我说“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从此以后，他真的像消失在了太空中，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老校区

还记得刚进高中不久，学校党支部就号召大家积极向党提意见，说只要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就是对党有帮助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让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思想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虽然我们很朴实积极，很想多提一些建议，但一想到实事求是，就觉得实在没什么可建议的，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几句物价上涨得太快了。

十年文革期间，确实有这样一种风气，如果你不大力揭露别人，就不算是“革命者”，这让每一个中国人的经历都成为对人性的大考验。当时，我只是一个实习助教，不可能成为“革命对象”。但这种“实事求是”却成为我坚守初心和本真的底线。虽然我从一名党内积极分子变成了一名落后分子和“保守派”，心情极度低落，但幸好我有这条实事求是的底线。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我多么想成为一名“革命者”，我都不会凭空捏造故事来欺骗别人。

每个高中生都会有选择专业的难题。高三备考时，我本来想学地质学，因为对朱地矿产勘探员的生活很感兴趣。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李新昌却对我说：不管做什么，都要扬长避短，你最大的长处就是写作。 如果您没有说太多话，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接受的，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不是一个可惜吗？当时，它不仅提供了财务补贴，而且还提供了45公斤的食物优惠券，但我想起了李·辛昌（Li Xinchang）的选择，这是我第一次在运动领域的良好距离，这是我的良好距离。 如果我加入学校的成绩东台，这不是浪费我的努力，我的专业是语言和文献，如果我加入学校团队，我应该做一些事情。在学习中文多年之后，我不会加入学校的田径运动，这使我的专业没有取得任何出色的成绩，这使老师的期望很高，但是当我想到我的身体状况时，我很高兴我想起了老师李的建议。

老派大门

我还记得，当我上小学和中学时，老师们似乎并不关心他们日复一日地为我们努力的职业头衔。上海语言是我们的班级老师和俄罗斯老师，他说：“他可以作为您的兄弟，并保留他的诺言。” 。 不要过多地关注您的测试分数，但是您是否累积了“耐力”。尽管这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但我的成绩无法获得80分。

老师仍然是一名老师，他从高中毕业后感到压力，他回到了朗伊（Longyan）（现在是Xinluo地区），但他仍然与我们联系，并参加了我们的班级，我们都应该在墨水绘画中脱颖而出。在他的心中，他总是在他的心中，在我们有时打招呼，他会打个招呼，这让我感到很尴尬。我的能力。 结果，退休后的几年后，我是一名副教授，从退休教授协会获得了“教授资格证书”。

在个性方面，我仍然是一个敢于思考和行动的人，但我总是害怕学生称我为“导师”。

关于作者：

杨康芬（Yang Congfeng）于1939年8月出生，Xiamen大学的退休副教授，中国共产党成员，前中国部门的前副秘书在1954年至1960年间在Liancheng 1号中学学习。

“中国小说的摘要（现代部分）”卷1和2，600,000个单词（与Guo Qizong和Jiangxi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

“中国小说的摘要（当代部分）”卷1和2，950,000个单词（与Guo Qizong，Jiangxi Baihuazhou文学和艺术出版社合作出版）

“中国解放区文献的历史” 611,000个单词（主编Xu Huaizhong写了大约151,000个单词的报道，由海峡文学和艺术出版社出版）

“扬扬和铁人灵魂的大火 - 诗敏的关键传记” 250,000个单词（由中国文学与艺术界出版社第一作者出版）

“五颜六色的光谱生活 - 黄本利的传记” 279,000个单词（第一作者，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一百个简洁的中国研究” 250,000个单词（主编Shi Wenying是副主编，还写了一些文章，由Xiame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Lianbei分支的大门

结尾

文章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722324577&ver=5413&signature=ixG1j92jYmGUSPwx7VThZOA0LVNPUKtDpNEOzh5PP1Hzh2*YndpX0bctMlz1QiMTcz0B5q5bV7tQA*6XsGLAotQuylkpX8x0bEfKSkjh*Q1PjnNL3As*SZjHNfMJ6CLP&new=1